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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略述华侨与新四军协力抗战的光辉史绩
  • 2013-12-31 来源: 作者:陈文敬
  •  华侨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着密切相联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华侨的积极参加,并直接推动和影响到党的政治战略、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的实行与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华侨将个人命运、民族解放和国家前途紧紧地结合起来,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报效祖国。许多华侨青年满腔热情地回国直接投身于抗日战场,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华侨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本文简略记述华侨与新四军同仇敌忾协力抗战的光辉历史功绩。  

    一、新四军组建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时的归侨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人民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经国民党当局同意,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归侨叶挺、李子芳、叶飞、卢胜,在新四军组建、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叶挺,广东惠阳县人,其父是归侨,其兄是华侨。1924年赴莫斯科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屡立战功,初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王明集团的无情打击,他到欧洲及澳门渡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与党脱离了关系。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叶挺为祖国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而坐卧不安,热血沸腾。他回到上海,与当时正在上海参加国共合作问题谈判的周恩来会见。周恩来对他强烈要求抗日的愿望表示欢迎与慰勉。同时祈望他能出任抗日部队的军事领导工作。使叶挺受到很大的鼓舞,毅然表示接受这一使命。并提议这支部队的番号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用意在于要使这支部队继承和发扬当年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国民政府采纳了叶挺这一意见。1937年9月28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由他负责主持改编和指挥南方各游击队为抗日部队。10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1937年11月下旬,叶挺抵达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商谈了筹建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叶挺,在中央党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叶挺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坚持抗战到底。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党中央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  

    李子芳,福建石狮人,菲律宾归侨。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同年12月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1937年秋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0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1月底,他与40多位党政军干部告别延安,迅速投入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中去。新建立的新四军政治部,由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主任邓子恢均未到职。李子芳除了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担负起组建政治部的工作。经他努力工作,政治部及其所属的组织、保卫、宣传、民运、敌工等部门领导机构都快建立起来。  

    叶飞,福建南安人,菲律宾归侨。1928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他在闽东坚持游击战争,任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兼政委。1937年8月得知国共已经开始合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后,遂代表闽东红军游击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进行谈判。然而,国民党福建当局散布所谓“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的论调,甚至派出部分军队继续“围剿”闽东游击队。为打击其反共气焰,叶飞在宁德亲母岭地区一仗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连的进攻。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表示同意与闽东红军游击队谈判。为了彻底打破国民党当局“收编”、“吃掉”闽东游击队的梦想,叶飞巧设埋伏,全歼了企图偷袭闽东游击队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加强连。经过激烈斗争,闽东游击队终于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改称闽东抗日游击支队,并于1938年初,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6团,叶飞任团长,奉命离开闽东奔赴抗日前线。  

    卢胜,海南琼海县人,新加坡归侨。1932年秋回到故乡,后转往厦门。10月转为中共党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闽粤特委宣布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卢胜任闽南第一支队队长,何鸣任第三支队队长。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整编过程中,红军领导人中有过争论,何鸣为首的一些人,片面强调团结合作,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同意进城改编。卢胜坚决反对这样做,认为进城危险性太大,主张在根据地的边沿东尔圩改编。但这种意见没有被采纲。何鸣坚持红军游击队下山驻防,并接受粤军有关红军游击队驻防漳浦县的条件。国民党粤军乘此制造了“漳浦事件”,将进驻漳浦的800多红军全部缴械。当天,卢胜与部分红军游击队干部秘密商议,决定逃出去重建武装。深夜,卢胜带领50余名战士潜出漳浦县城,重建闽南红3团(对外称闽南人民抗日义勇队),这支武装很快发展至300多人,并正式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3支队。1938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4团第1营。卢胜任4团团长。3月,卢胜率4团北上,中旬到达安徽省岩寺。  

    二、新四军中归侨的地位和出色表现  

    叶飞曾指出:“新四军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他们中大多数家庭比较富裕,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一门技术,在侨居地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然后结伴归国;或者因此不能容忍而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满腔热血地投身抗日战场。有些同志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给我军的辉煌史册增添了璀璨的篇章。”“新四军中归侨青年多,还由于南方游击队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福建、广东侨乡,与华侨关系千丝万缕;也由于叶挺军长在海外华侨中的威望。”“加上新四军地处东南,离香港、上海、温州、桂林等地较近,与海外交通比较方便,归侨青年大多就近来到新四军。”这些论述是十分中肯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新四军中的归侨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一般认为有数百人,光是在军部各机关和直属队的就有七、八十人。这些归侨绝大多数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回来的。据现有资料,他们主要来自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极小数来自日本和德、法等国。其祖籍绝大多数是福建和广东(包括海南岛),极少数是湖南、江苏、浙江、云南等省。  

    新四军中的归侨只占全军指战员的一少部分,但由于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文化程度也比较高,加上抗战中的锻炼和考验,他们在军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分布于军事、政治、后勤的各个方面。据现有资料不完全统计,归侨担任连以上职务的有近60人,其中团以上的24人。他们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宣传文化工作、青年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敌工工作、交通通信工作、医疗救护工作、财经工作、根据地地方工作等10个方面,都担任有重要职务,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下面只能简要地记述。  

    1.军事指挥和参谋工作。高级军事指挥除军长叶挺、叶飞(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在新四军中最高职务,下同)、卢胜(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外,还有黄逸峰(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曾镜冰(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泰国归侨、海南琼山县人)、蔡烈云(师部参谋、新加坡归侨、广东澄海县人)、廖开(海防团参谋、马来亚归侨)、符义山(团参谋长、新加坡归侨、海南人)、吴金(团参谋、泰国归侨、广东惠来人)、戴旭民(营长、菲律宾归侨、福建南安人)、庄志忠(营长、菲律宾归侨、福建惠安人)、陈祖享(营长、菲律宾归侨、福建惠安人)、吴记西(连长、新加坡归侨、福建人)等。叶挺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10月初,指挥皖南部队将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的1万多敌伪军击退,共歼敌近3000人。皖南事变后,指挥部队战斗八昼夜。……叶飞指挥或参谋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目山战役,屡立战功。卢胜1940年间和陶勇率苏皖支队配合主力反击进犯顽军,取得了高塘铺等战斗的胜利。共歼灭顽军2000余人,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1000余人。参加郭村战斗、黄桥战役等等,与正面进攻顽军进行了反复的血战,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最终取得了战役胜利。……  

    2.政治和组织工作。除叶飞和卢胜兼任政治委员,李子芳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外,还有钟嘉华(军政治协理员、印尼归侨、广东大埔县人)、姚念(团政委、泰国归侨、广东潮阳人)、郑克(团政委、泰国归侨、广东饶平县人)、叶松盛(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印尼归侨、广东梅县人)、赖石昂(团政治处主任、泰国归侨、广东普宁县人)、林友映(营政委、菲律宾归侨、广东人)、王汉杰(军部教导队大队副政委、菲律宾归侨、福建石狮人)、郭凌(营教导员、马来亚归侨、籍贯不明)、王西雄(政治指导员、菲律宾归侨、福建晋江人)、沈尔七(政治指导员、菲律宾归侨、福建晋江人)、黎扬(政治指导员、新加坡归侨、福建惠安人)、蒋仁坚(副政治指导员、菲律宾归侨、福建晋江人)等。李子芳在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努力把组织部建成新四军的“干部之家”。他熟悉干部,知人善任,为人持重,处事严谨。他身为高级干部,但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因此深得机关人员的尊敬和爱戴。1939年7月,他参与主持在皖南举行的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关于新四军组织情况报告。他不但在组织工作上,而且在思想理论建设、作风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在中下层工作的许多政治工作者,也有很突出的表现。例如郑克在苏中二团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期间,在一次战斗后连队里总结战斗经验时,和赖少奇吸收了群众的意见,搞了个功劳簿,人手一册,每次战斗总结时,记下每个同志在战斗中立了什么功。此后此项工作在全军推广为“立功运动”。郑克荣立了一等功。黎扬任模范连的指导员,被评为全团开展尊干爱兵运动的先进连队之一。也是巩固部队成绩显著的先进连队,曾获上级表扬。  

    3.宣传文化工作。很多归侨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工作。叶松盛曾先后担团政治和文化教员、宣传股长、旅政治部宣传部科长。马仲凡(回族、缅甸归侨、云南腾冲县人)任《挺进报》社社长。有著名音乐家任光(法国归侨、浙江嵊县人)、作家马宁(马来亚归侨、福建龙岩人)、诗人蒲风(印尼归侨、广东梅县人),还有音乐工作者陈伟明(泰国归侨)、导演王啸平、漫画家江有生(日本归侨)等。以沈尔七为团长的“菲华回国服务团”,于1938年3月1日离开龙岩后,配合政治部宣传队积极开展北上宣传工作,至今在龙岩小池的一个墙壁上,还保留着当年他们用朱砂粉写的“拥护新四军上前线杀敌”的标语。马仲凡于1943年秋担任《挺进报》社社长,他既是领导,又做编辑、校对工作,经常忙到深夜。他热情帮助新来的和年轻的记者提高写作水平。1944年新四军5师在礼山(大悟)县进行大山寺保卫战时,他亲率记者到前线,编辑并油印《挺进报》火线版给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以极大鼓舞。通联工作也做得较好。1946年7月在中原突围中不幸被俘,他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军活埋,壮烈牺牲。任光,1938年4月,在南洋各国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春回重庆,参加郭沫若领导的三厅。7月,叶挺去重庆,邀请任光到新四军,任军部秘书,并负责战地音乐工作。1941年1月4日随新四军军部北撤,给战士们教唱他新谱曲的《新四军进行曲》。1月13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他的著名作品有《渔光曲》、《月光光》、《打回老家去》、《抗敌歌》等,流传很广。蒲风,1932年从南洋回上海,参与组织中国诗歌会。1940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后到二师在淮南文化界抗敌协会工作,1942年6月18日因病逝世。著有《抗战三部曲》等诗集和长诗15部。  

    4.青年工作。新四军十分重视青年工作。泰国归侨青年陈惠(广东普宁县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陈惠在泰国就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七·七”事变以后,他不辞而别,弃家回国。1938年2月到福建龙岩参加新四军,编入二支队政治宣传队,他当班长,又是领队。1938年3月北上,同年秋被调任军部直属队总俱乐部主任。1938年底,调到军部任青年科干事。在组织部长李子芳和第一任青年科长谢云晖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全军首届青年代表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1939年春,陈惠被提升为青年科科长。同年秋,在皖南泾县云岭召开了新四军全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陈惠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被选为新四军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陈惠经常跟随部队参加战斗,执意在战斗中炼志、炼胆、炼智,越战越勇敢,越沉着。他特别注意搜集青年的先进事迹,整理汇编成册,印发给各部队作为生动的教材,推广火线上开展青年工作的经验。丰富了新四军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内容,获得良好的效果。在皖南事件的突围浴血奋战中,他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精心护送李子芳突围。李子芳及其他同志终于寡不敌众被敌人所俘,冲在前面的陈惠坚贞不屈,拔枪自戕,头负重伤,昏迷过去,落入敌手。1月14日壮烈殉难,年仅22岁。陈惠堪称为新四军青年的楷模和归侨青年的杰出人物,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叶挺在领导抗战的实践中,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和正确性。他认为国共之间的合作,仍是坚持联合抗日的唯一可行之路,他对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说:“我们必须支持抗日统一战线,保证国家的完整,将抗日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泰国归侨黄逸峰(江苏东台县人)对抗日统一战线做出重要贡献。黄逸峰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奉命参加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区党部常务委员。他亲历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并冒险从敌人虎口中把周恩来救出来。1930年初国民党要逮捕他,在党内又受到“左”倾势力的排挤,被迫流亡国外,先到暹罗,后转到新加坡。1933年因被定为“进行抗日和反政府之罪”遭到逮捕,随之勒令“自由出境”。1934年夏回到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1938年被迫离开上海,决定到苏北去搞军队,他拟定一个到苏北海边打游击的计划。因他原有国民党员的身份,1938年底,当时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济琛,邀请黄逸峰去重庆,委任他为少将设计委员。1939年夏,黄逸峰要求回苏北,得到江浙旅渝参政员黄炎培等的支持,被委任为鲁苏战地党政分会中将委员。1939年10月到达泰州,即在苏中各县与各地负责人及地方绅士联系,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团结抗日,从事争取可能团结的部队与新四军合作,配合新四军东进。1940年参加新四军,在陈毅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仍以国民党身份做了大量团结抗日的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对黄桥决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被批准恢复中共党员,受到刘少奇接见,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联抗部队司令员、苏中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菲律宾归侨林友映(广东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很认真,做得也很有成效。如把一支群众自卫武装“刀会”争取过来,成为配合我军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等。  

    6.敌工工作。日本归侨林植夫(福建闽候人)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泰国归侨陈子谷(广东澄海县人)任军政治部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印尼归侨林滔(福建福州人)任师敌工部部长,泰国归侨王耀华(广东澄海县人)任县敌工部部长,在军政治部敌工部工作的泰国归侨王崇新(福建南安人),还有坚持在敌人心脏里隐蔽在地下捍卫党的利益的无名英雄新加坡归侨郭永绵等。他们都在策反、瓦解日伪军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的还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可见归侨在敌工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王耀华由于瓦解敌伪军工作成绩突出,被誉为“虎胆英雄”。郭永绵在伪军内部长期潜伏做内线工作,公开身份是伪“和平反共救国军”69旅旅部文书。他得知新四军某团政委花威投敌后,立即向当地党组织汇报,证实花威是犯了贪污腐化的错误调回军分区反省途中逃跑的,即根据苏中地委“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的指示,由郭作内应,巧妙地把花威抓回军分区,并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执行枪决,打击了动摇投降的邪气。郭永绵等受到表扬。王崇新为做好瓦解日军工作,抓紧学习日语,进步惊人,受到部长林植夫的称赞。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敦促日军放下武器,王崇新不顾个人安危,跑到阵地前沿,用日语喊话瓦解敌军,不幸饮弹殉国,其时不到20岁。这场战斗歼敌120余人,活捉日军7名等。  

    7.交通通信工作。搞交通通信工作的,有泰国归侨林影(广东潮安人)任3师电台台长、军部调研室代科长,军部调研室译电员泰国归侨赖石昂(广东普宁县人)、台东县交通站站长新加坡归侨林醒民(福建厦门人)等。林影于1938年3月底回国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教导队总干事,第3师电台台长。1939年初被选调至军部学习无线电技术,并携电台随第3支队傅秋涛司令员和谭振林政委行动,参加了繁昌战斗。1941年1月皖南事迹爆发,林影随叶挺执行特殊任务,并一直战斗到最后时刻才迫不得已分散突围。不久返回重新组建的新军军部,被派去3师黄克诚师长处任电台队队长。赖石昂1943年调任军部调研室任译电员, 开始了党的秘密工作生涯。在抗战最后二年中,因侦破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电台工作卓有成效,被任命为新四军三山办公室科长。林醒民在苏中根据地从事抗日交通工作(秘密交通和通信联络)。1940年苏中根据地创立时,就相应的建立交通联络组织,1941年经过整顿交通网站建立起来。林醒民先后担任交通中心组长、县交通支站(实为县局)副站长、站长。在苏中二分区模范支站竞赛中,东台支站取得了优胜,林本人也受到表彰。苏中区党委负责人陈丕显,对苏中地区交通工作的重要性,曾有过高度的评价。他说:“不难想像,敌人四出‘扫荡’,我地方武装分散作战,却又缺少现代化通讯设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秘密通信网络,怎能及时传送情报,相互协同配合!”  

    8.医疗救护工作。新四军成立时,叶挺就亲自筹办战地医院。沈其震(湖南长沙人),日本帝国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回国后在北平协和医院从事心理学研究,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参加救护伤兵工作。应叶挺之请,1937年秋赴武汉,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他先后奉叶挺、刘少奇、陈毅之命,三次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得到保卫中国同盟给予的医药物资支援,并利用各种关系动员了一些医药专家、教授、医务人员到新四军工作,其中有国际友人罗生特和国内医学专家江上峰、沈斋春等人,还在军医院培养了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分别输送到各个支队。军部医院无论在技术水平上,还是在工作精神上,都称得上是敌后根据地医院之冠。印尼归侨潘兰君(广东梅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延安。1939年6月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中新四军工作,当了二年多军事教员。1942年奉命改行军医。他边学边干,不久当了大队卫生所所长。1943年被调到军部,担负军首长的保健工作任务。姚念搞过青年工作、电台工作、民运工作。1939年又被调到军医处第3期卫生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前方医院政治协理员,做了大量工作。泰国归侨陈夫在行军中做宣传鼓动和收容掉队战士工作,战斗时协助卫生员护送伤员,表现出色,受到纵队的表扬,后来担任战地记者(副连级)。  

    9.财经工作。马来亚归侨林天国(福建永春人)1931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1941年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7月15日到上海,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护送到黄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经抗日军政大学短期培训后,分配到江苏省东台县税务局大中集分局任分局主任、局长等职。不久参加了江淮印钞厂的转移工作。1942年4、5月间,印钞厂转移到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去开工生产,由林天国负责具体工作。“江淮抗币”就在这里诞生。印钞厂迫切需要增添器材,而印钞的主要器材和纸张、油墨,根据地是没有的,即把到上海采购的任务交给林天国,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另外还有军被服厂当管理中的郑显玉和任团供给处主任的林振声,都是菲律宾归侨,是福建惠安人和晋江人等。  

    10.根据地地方工作。在新四军活动地区根据地工作的,有曾镜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驻新四军崇安留守处主任(第3支队崇安设立的办事机构),马来亚归侨梁灵光(福建永春人)任苏中第4专署专员等职务。缅甸归侨胡明(福建人)任中心县委书记,郭凌任县委组织部长,印尼归侨肖枫(福建安溪人)任县文教科长,新加坡归侨李文陵(福建泉州人)任县社会部长,菲律宾归侨郭志坚(席排、福建晋江人)任兵站运输科副科长等等。  

    三、华侨捐赠财物支援新四军  

    毛泽东指出:“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浴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坑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海外华侨不但动员组织许多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而且在侨居地发动募捐,筹集大量钱款和物资支援祖国抗战。其中有部分直接支援了新四军。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有几个事例也可说明。叶飞谈到,“叶挺军长曾亲去港澳,宣传抗战,募集经费、药品和其它物资。记得当时曾给团以上干部发皮茄克一件,即是叶军长从海外募捐来的。”筹办军部医院时,因为一无物资,二无人员,叶挺亲自来找全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林可圣。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救护工作的英籍华裔专家,给了一部分医药器材,又支援了一批人。医院有一部X光机,是宋庆龄送的,由沈其霞从香港运回来的,当时延安没有,华北也没有,全国抗日根据地只有这一部。新四军成立时,武器设备十分粗劣,弹药缺乏。叶挺的岳母刘德宜,把自己的全部养老金捐助出来,加上爱国侨胞的资助,买了3600支短枪、200架望眼镜赠送给新四军。他还委派夫人李秀文及其他干部前往广东及海外,为新四军筹措经费与物资。归侨陈子谷,1940年以叶挺秘书的名义去泰国,在华侨中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业绩,为新四军募得华侨捐款国币6万元,并连同个人在泰国家中分给自己的遗产20万元全部献出,供新四军制作棉衣。他捐出的这笔钱当时约合国民党当局发给新四军的两个月的全军费用。叶挺很高兴,曾在《抗敌报》上表扬陈子谷,说“他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还在一次会议上说,革命胜利后应该打一个金牌给陈子谷。  

    菲律宾爱国侨领李清泉(祖籍福建晋江),除了支持宣布抗战的国民党政府,还深切关注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李清泉夫人颜敕领导的“妇慰会”曾购买医药用品捐助新四军。“菲侨抗敌会”所属的粤侨联合会,也汇2万元交新四军购制寒衣及药品。菲律宾怡朗市抗敌会属下的华侨妇女救国协会,开展募捐活动和缝制救伤袋,将募捐所得的款项和救伤袋寄香港,由宋庆龄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李清泉还动员数以百计的华侨青年回国参战。1940年10月27日李清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溘然去世。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于1940年11月18日联名给李清泉家属发出唁电,称赞李清泉说:“菲岛华侨子弟赖李先生之提示参加本军者,皆忠勇绝伦,至本军之战备,荷李先生之倡导,复捐助有加,崇德报功,感念无似。”  

    四、华侨与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广大华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皖南事变前夕,国共分裂形势严重,海外各地侨胞十分忧虑。为了阻止分裂奔走呼号,竭力反对枪口对内。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和阮本万、吕超然等爱国华侨,代表10万美洲洪门华侨向国共两党拍来急电:“热忱呼吁两党继续团结抗战,以挽救垂危祖国之命运。”当时《新华日报》对此评论说:“这是侨胞们对祖国发出的呼声,这里有热爱、有义愤,忧国忧民,活现纸上,每个中华儿女读之当感奋。”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海外侨胞的呼吁和警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终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  

    在海外华侨闻悉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数千健儿被歼”,极为痛愤,他们和国内人民一道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数百救亡侨团和爱国华侨领袖,纷纷发宣言、拍通电、发表告同胞书,强烈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东南亚地区31个闽侨为主的社团,火速召开联席会议,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一致决议:“向中枢当局作紧急呼吁,恳请立即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明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火速撤销一切防共部署,承认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援助敌后方之抗日民主政府,恢复抗日有功之武装。”菲律宾9个侨团联合发表了《告海外青年书》,指出皖南事变的实质是顽固派配合日本汉奸汪精卫的“反共内战”,是“造成民族分裂”的“最毒辣最罪恶的阴谋”,号召华侨青年“以最英勇的精神,最坚决的步伐,共同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反共内战,克服这一空前严重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美洲,纽约的《华侨日报》揭露事实真相,并联合纽约致公堂的《五洲公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以及加拿大、古巴等地10多家报纸联合谴责反动派的暴行,呼吁团结,反对分裂。直到1942年夏天,司徒美堂先生代表美洲华侨回国访问时,还曾面对蒋介石痛陈歧视、迫害八路军、新四军之不当。在蒋介石特务的重重封锁和严厉警告下,他仍然出席重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欢迎会,发表反对分裂坚持抗战的演讲。斥责国民党制造内战。在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斗争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得不收场,使团结抗战的大局得以维持下去。  

    五、新四军鼓舞侨居地华侨的抗日斗争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侨与侨居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奋起抗击日寇侵略,为保卫第二故乡,为捍卫自由独立甘洒热血。  

    1942年5月19日,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第四十八支队正式成立了。简称“华支”或“四十八”、“火地艾”(英语译音)。1944年“华支”从中吕宋转到南吕宋后,番号只称“华支”,但是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为“四十八”,只要提到“四十八”,人民总要伸出大拇指夸赞一番。为什么“华支”队列为“四十八”呢?民抗军总司令塔鲁克在《人民的诞生》一书中写道:华侨支队,一般称为“华支”。它主要是由马尼拉华侨社会的职工工会会员、教师、店员和新闻记者组成的。他们的支称称四十八,是从八路军和新四军得来的,因为这是日本人最感苦恼的。他们不仅用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的威名,而且要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使“华支”成为菲“民抗军”的模范。“华支”队歌中唱道:“我们是华侨抗日英勇先锋……,和菲律宾人民并肩作战,这真是我们空前未有的光荣……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就是我们的榜样……”“华支”是把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把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斗争的经验与菲律宾华侨抗日斗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华支”成立后,西战南征,从中吕宋到南吕宋,转战14个省和马尼拉市,历经了三年半的戎马战斗生涯。队伍从开始的52人扩大到后来的700多人,进行大小战斗200多次,歼敌2000多名,缴获大批敌军枪支弹药。他们同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各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同菲律宾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同时协助美军作战,得到美军的嘉奖。“华支”无愧于“民抗军”模范支队的称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华侨史上,谱写了光辉的可歌可泣的一页。  

    抗日战争胜利距今已近70年,当年华侨与新四军同心协力抗战到底夺取胜利,留下的历史功绩永不泯灭,将继续激励海内外的中华民族子孙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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